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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31日 星期一

中台灣環境、人類生態與社會文化變遷

【背景】
中興大學人社中心原來便以「環境與倫理」為主要議題。在環境與涉及價值判斷之環境倫理之間,需有跨學科之人類生態研究作為其基礎。人類生態,指的是三個面向的結合。其一,環境;其二,人以種種生計手段利用環境以獲得資源;其三,人為了獲得及擴張資源,並在人群間作資源階序分配所建構的種種社會組織與相關群體認同、區分。
1970年代張光直先生主持「台灣省濁水溪與大肚溪流域自然史與文化史科際研究計畫」(簡稱「濁大計畫」)。此由中研院、台大與美國耶魯大學共同執行的計畫只進行了四年,但其科際整合宏圖,以及豐盛的調查研究成果,為中台灣古今人類生態做了初步描畫,也培育了許多人文社會科學人才。此計畫結束至今已35年,雖然在些年間考古、歷史與人類學在中台灣都有豐富而細膩的研究成果,然而這樣的多學科整合型研究卻未再產生。
目前我們規劃、組織此計畫,其現實必要性與優勢如下。第一,在近年來的經濟發展中,環境保護與永續經營議題,在農漁業重鎮的中台灣受到十分重視。第二,近三十年來考古、社會人類學與歷史學界,在中台灣研究上已累積了相當豐富的成果,許多新一代學者具跨學科整合研究能力。第三,台中市縣合一後,各河川上下游已成一整體,過去由於行政區劃及921地震造成的建設滯怠與缺失亟待補闕;一個以中台灣人類生態為主題的整合性計畫能強化大學與本地社會的結合,在研究教學上落實與本土社會的關聯,在知識與行為實踐上表現對本土社會的關懷。

【整合型計畫 】
「中台灣環境、人類生態與社會文化變遷」是一個跨校、跨學科之整合型計畫構想。中興大學無力單獨執行此計畫。因此我們籌劃組織一研究群,結合中台灣各大學與文化機構之研究者,和以中台灣為其研究田野之中研院等機構之學者,共同組成研究團隊,對台中盆地的幾條大溪(大安溪、大甲溪、大肚溪)及其周邊山地之環境、人類生態與社會文化之長期變遷進行研究,同時配合教學以培育跨學科研究人才。

【區域學術聯盟】
目前已在聯繫或預備邀請的有,暨南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的水沙連研究群、中研院史語所劉益昌教授的中台灣考古團隊、中研院台史所的中台灣歷史研究學者、台中科博館的人類學者、東海大學社會學與社區營造學者、靜宜大學從事生態研究之學者,以及中研院民族所、近史所的人類學與歷史學者。在中興大學方面,文學院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與外文系所有多位學者學術專長在環境文學方面,歷史系所與中文系所也有多位教授從事台灣文史研究,並與中台灣民間文化團體關系良好。中興大學社管學院與法政學院也有多位教授,在環境倫理的法制、企業的社會責任倫理以及生態教育等方面學有專精。另外農學院目前已有數位專長於生態環境、水土保持、景觀遊憩等方面的教授,參與本中心以環境倫理為議題的研究計畫中。

【計畫核心目標】
此計畫團隊之核心工作目標分三部份——建立資料中心、促進教學、提昇研究。首先,建立中台灣與人類生態研究資料中心,我們希望促成中台灣各文教機構合作,蒐集並數位化研究資料並與相關資料庫聯結。在促進教學方面,團隊中各教研機構學者共同開設跨校之環境及人類生態課程,製作教學短片,培養跨學科教研人才。第三,在提昇研究方面,籌劃與主議題相關的各子議題,以定期讀書會、研討會與邀請演講,以強化國際學界共同關懷之議題研究。

【國際化策略】 
建立中台灣與人類生態研究資料中心,及以環境與人類生態為主軸的議題與各子議題,均為吸引國際學者進駐中台灣地區作研究或行田野考察。另外,此研究團隊將以環境與人類生態議題,與國際間有相同學術與現實關懷之大學及研究機構進行學術交流與結盟。有此議題關懷的大學不一定是世界一流大學,但這樣的學術結盟更有現實意義。透過此整合型計畫團隊,也希望能達成國際化學術資源的相互支援與共享。

【在地關係】
此整合研究計畫團隊將密切與中台灣民間團體及政府單位保持聯繫。從民間團體中學習在地觀點與本土知識。同時,研究成果除學術發表外,更重要的是作為地方施政建設與發展的諮詢與批評基礎。如此可強化教學、研究與地方社會之關係。

2012年1月1日 星期日

研究主題四-中部地區推動低碳城市行動所需之法制研究

中部地區推動低碳城市行動所需之法制研究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已經在民國101年核定臺中市作為全臺灣低碳都市的示範地點之一,
並且預計在五年之內投入大筆金額完成此一目標。若此一建設之目的完成,此一示範計畫將成為全臺灣各都會學習與仿效的對象。而建立低碳都市的措施與政策,不僅需要科技的協助,更需要政治、法律工具之協助與配合,才能使一切低碳活動與措施的執行與實施成效受有保障。而法律的建設也可以協助市民改變生活習慣與帶動產業轉型、升級。臺中市低碳城市的改變也可以改善中臺灣的居住與自然環境,而低碳社會的轉變卻需要搭配在地的人文與自然、地理條件,所以討論低碳社會成型的可能性,就必須要考量在地的因素。因此,成就臺中市低碳都市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確實的應用在地的人文與制度。中部地區有獨特的產業結構與人文社會氣氛,法律制度也是其中之一。考量併發掘在地的低碳技術,進而推廣與中部地區的社區應用,將可以有效打造在地的氣候變遷調適措施與方法,並研究法律制度如何在中央法規的規範之下,在地方自治的精神與法律授權範圍之內,輔助低碳社會行為的實施。再藉由利害關係人與John Egan對於永續社區的觀點,探討大台中地區發展「低碳社區」的過程與其關鍵性因素。本計畫的研究目的是檢討成就臺中市成為低碳都市所需要之技術與法律,以及法制建設的必要性,以符合『中臺灣環境、人類生態與社會文化變遷』整合計畫之要求。

執行期間: 
2012
研究主題項次: 
研究主題四

研究主題三-臺灣中部人文生態環境與流域變遷之研究

臺灣中部人文生態環境與流域變遷之研究

「臺灣中部人文生態環境與流域變遷」所關切的核心議題,是在臺灣中部的社會、
經濟發展歷程,對於臺灣中部地區的自然生態環境變遷的影響。因此我們的研究路徑是經由考察社會經濟發展史,與自然環境生態變遷的交互辯證過程,我們嘗試去重新建構臺灣中部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觀點。亦即,我們透過社會經濟、自然環境與空間結構三者的交互辯證,去理解臺灣在過去百年發展過程中,中部地區的發展變遷的因子。
本整合性計畫將以議題方式進行研究,以「臺灣中部人文生態環境與流域變遷」為核心議題,其下發展出五個子議題,分別為「臺灣中部景觀歷史變遷」、「臺灣中部城鄉氣候與流域變遷」、「臺灣中部植物生態變遷」、「臺灣中部流域水利秩序的形成與變遷」及「臺灣中部農業變遷史」,透過子議題的整合將臺灣中部人文生態與流域變遷勾勒出具「氣候變遷與人文景觀」的發展觀點,再以組織探討將臺灣中部流域水利秩序的形成與農業變遷史結合,以了解臺灣中部水利組織與農業變遷之關係,其中包括與媽祖宗教信仰與農業發展關係等,本整合性計畫將以跨科學且系統性整合的研究組合,針對「臺灣中部人文生態環境與流域變遷」進行研究,本研究亦希望建立與國際研究之對話,積極地成為國際間研究臺灣中部人文生態環境與流域變遷的基地。

計畫召集人: 
蔡岡廷
執行期間: 
2012
研究主題項次: 
研究主題三

研究主題二-文化再現與環境意識

文化再現與環境意識

近年來環境保護與永續經營議題日益受到重視,我們可以將此現象視為大眾對於西方啟蒙主義的不滿與反撲。啟蒙主義乃是主體透過理性、科學、系統化知識來對外在自然、環境、他者進行宰制與剝削,進而獲取最大利益或價值的思維方式。在此脈絡下,環境議題在臺灣或其他國家的興起可視為對於這種建立在宰制與剝削基礎上的體制(資本主義)或主客關係的反省與抗拒。但環境並不具有固定的本質或內容,而是與生活在其中的人、社會組織、生產方式等共構而成的「抽象」整體。它包含的範圍很廣泛,除了我們所生存的(自然或人為)空間外,也包括人類為了生存或其它因素而衍生發展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環境。廣義的環境意識因此也應考慮人如何理解自我、他在此一「抽象」整體中的位置、以及他所實踐的行為(從人文角度看,特別包括書寫、創作行為)又是如何影響、形塑這個由人與自然共構而成的人類生態等因素。從文學與文化研究角度思考環境生態等議題,本計畫希望透過不同形式的文化再現文本(例如文學、電影、戲劇或城市空間),一方面觀察臺灣生態環境的變遷及其歷史偶發性,但另一方面又希冀透過書寫、論述等文化力的介入,將此一具有特定歷史內容的環境貼近某種更具普遍性、「抽象性」、更具「倫理」必然性的主客關係。本整合型研究計畫因此具備兩種面向,一方面它透過各種文化文本來對外在環境、自然、空間進行人文的觀察與省思,但另一方面此種觀察或省思也必然具有介入性,因為閱讀者勢必影響、形塑其閱讀之文本。藉由此種再現與介入、自我與他者、人與環境的不斷對話與互相修補,我們希望能夠深化臺灣的環境與生態論述,讓「環境」免於淪為啟蒙理性施力下的沉默人質。

計畫召集人: 
陳國偉
執行期間: 
2012
研究主題項次: 
研究主題二

研究主題一-人類生態觀點下的中臺灣歷史與社會反思

人類生態觀點下的中臺灣歷史與社會反思

有高山、沿山地帶、平原到海岸之地理構造,形成內部有區分又密切連結的中臺
灣各個人類生態區。自古以來一波波的人口移動,帶來不同生產方式的環境利用,與不同的政治勢力、社會組織與社會階序。因此也不斷改變幾個人類生態區塊間的人群關係,以及人們對於環境開發的觀點差異與衝突。
這個研究計畫的目的是,由跨學科的人類生態與長程歷史角度,對中臺灣過去與現在的社會現實作一反思性研究,並期望這樣的研究成果對於 “現在” 可提供整體而不偏倚之認識,因此有助於解決當前本地之社會、文化與環境問題。本計畫結合本校、校外(含中研院)、國外及中國大陸之歷史、考古與社會人類學者,共同就此一主題進行跨學科之研究。

計畫召集人: 
王明珂
執行期間: 
2012
研究主題項次: 
研究主題一

2010年12月31日 星期五

環境、科技與倫理

環境、科技與倫理
在2004年一場於印度舉辦的紀念講座中,Eric Hobsbawm,當代英國最傑出的歷史學者,清楚的點出當代世界(20世紀屹今)最重大且戲劇性的變革與歷史發展的斷裂,便是農民的急速崩解與衰落。跟隨著農民的急速崩解與衰落的,是工業文明的興起,與自然生態環境與人類生活空間的劇烈轉變。當瓦特所改良的蒸氣機於1776年出現,自啟蒙以降的科學理性,在當下找到了一個實踐的場域,也誘發了重商資本主義的迅速轉型,走向大量生產的工業資本主義生產體系。這些重大的社經體系的轉變,誠如Hobsbawm所指出的,讓當代社會與之前的社會,產生了重大且戲劇性的歷史斷裂。這個重大的歷史斷裂,正起源於人類科技技術對於自然生態的干擾。這個干擾,也使得人類的生活空間,與生產方式,從農業的鄉村及自然的生態生活,轉移到以工業為主體的都市人為物理環境的生活。而這樣的生活空間與生產模式的轉變與斷裂,進一步對人類社會的倫理(ethics)產生了強烈的挑戰與轉變。

自1980年代以降,台灣社會的民主轉型與市民社會的興起,其實是與台灣的環境運動息息相關。台灣的工業產業,透過廉價的土地與勞動力取得,發展多元的中小企業體,成就了台灣的經濟發展,而國家也得以規避許多必要性的重大的公共建設,與都市中的集體消費性(collective consumption)建設,而積累龐大的國家資本;然而,卻也讓台灣的傳統社會體系以及倫理價值,急速崩解。都市化、都市蔓延發展,但是應該隨之而起的新的企業倫理與社會規範,卻在缺乏強而有力的民間社會下,殘缺不全。農業生產環境與產業工廠比鄰而居,導致各種環境污染因子直接滲透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造成1980年代台灣社會各種消費與生活信心危機,例如:鎘米的出現、汞污泥與戴奧辛的河川與土壤污染等。進一步,這樣的環境的衝擊,通過河川的擴散,以及日益嚴重的劇烈氣候變遷,對台灣戰後新興的都會區,產生了嚴重的生活與生態的衝擊。自1990年代末期以降,台灣幾大都會區,特別是台北都會區與台中都會區,便在氣候劇烈變遷的自然反噬下,造成都會區內嚴重的水患問題。

為了回應這樣嚴重的環境污染與大自然反噬,1980年代的台灣,先是展開了以社區為基礎的反公害運動,並在環境保護的意識下,展開了環境社會運動。這樣的環境社會運動,從反公害的生存權議題出發,點醒了台灣公民社會對於環境、科技與社會倫理的思考。亦即,因為工業革命與產業發展所建立的發展主義(developmentalism)經濟體制,在台灣開始被新興起的公民社會所挑戰。新的生態意識,在台灣的公民社會開始反思在科技與產業發展下,新的社會倫理關係應如何被建立。這其中,包括企業倫理(包含勞動倫理與社會責任)的省思。在環境權與工作權的相互衝突中,台灣的民間社會嘗試找尋出一套合理的社會機制,讓環境生態的因子,得以與社會生活的經濟現實結合。新的都市發展想像,如何恢復既有的生態環境,以確保都市生活不再受到氣候變遷的威脅。對於城市內的河流的整治,成為許多縣市首長的重要課題。

此外,1990年代的台灣,在產業轉型的口號下,以及全球經濟在結構的壓力下,開啟了台灣的資訊科技產業的年代。資訊科技的興起,似乎在1990年代解決了台灣社會當時所面臨的產業發展與環境正義之間的衝突。而最經典的代表,便是2000年後,首次政黨輪替後,民主進步黨政府所號稱的「綠色矽島」經建計畫。這個計畫企圖以資訊科技技術的發展,一方面滿足台灣社會長期以來經濟發展主義的意識型態;另一方面,則企圖援引當代更新的科技技術,來解決環境正義與倫理的問題。也因此,自2000年之後,台灣政府繼1970年代的工業區開發政策後,提出了「複製」新竹科學園區的空間規劃計畫,企圖利用當代最新的科技技術,來轉變台灣的產業生產結構。然而,這樣的規劃隨著新的環境污染情境的產生,以及全球氣候劇烈變遷的壓力下,再次在台灣社會產生新的矛盾。

現代社會中,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界線不斷的被挑戰與打破。諸如:金融體系信用的崩潰、有毒食品的到處流竄、電子產業對環境的破壞等,個人與企業在資本積累過程中的自利行為,已經嚴重的侵犯到私人的生活安危。面對當前劇烈變化的氣候,以及跨國污染的核能問題、碳排放權的管制等相關環境議題,都已經不再是民族國家可以單獨處理。相對的,企業本身,也因為資本與商品流動的全球化,反而具有越來越強的對公共事務與環境的影響力。是以,一方面,在面對生態環境的劇烈變化,以及全球資本發展與生態體系惡化、公共生活領域崩解的三重辯證,我們必須從實體環境(即生活與生態空間的變化)與企業的風險管控,來討論當代社會中,新的環境倫理與企業職責為何。通過對於生活空間,特別是河流水域與城市環境的分析探討,以及企業對於科技技術的應用、生態與生產風險的管控(因其作為當代資本主義體系主要的風險生產者),及其對於社會發展的企業責任的檢討,來觀察並分析,在當代資本主義發展下,都會生活空間如何與產業生產空間互動,並因此改變了都會居民與實體空間、抽象空間的結構安排。另一方面,當代這些實體空間的轉變,與公、私領域界線的模糊化,人文科學體系,必須重新思索本身在知識生產體系裡的位置,並思考如何透過論述方向的改變來回應環境的挑戰,安置變遷中逐漸出現的新事實。

本中心因此嘗試透過三大跨領域整合型研究的相互對話,以「環境、科技與倫理」作跨領域整合型研究的主軸。「社會科學與管理脈絡中科技與倫理問題之研究」透過對於企業體系的觀察,以及對於內外部風險的處理,來探討當代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下,企業責任倫理的建構,以及其與環境因子的互動。「記憶,科技,保存:真實的倫理」,透過不同理論的整合架構獨特的觀點,並納入來自台灣特殊歷史、技術經驗的啟發,將目前的相關論述整合為具備高度歷史、環境相關性的新人文觀點。「城市環境與流域文化之變遷」則意圖通過對大台中地區的河川的自然、都市景觀與人文、歷史等的考察,建構台灣的城市文明與自然環境的對話模式與過程,並進一步探討合理的城市文明與自然河流的共存之道。最終希望透過此三大整合型計畫的相互對話,將當代台灣社會對於空間建構、環境倫理與科技發展的思考,開創一辯證的思考空間,讓我們更深入探討在當代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下,科技與資本所創造的生存危機,如何可以透過人類對於自身倫理的反思,重建一個合理的生活空間,進而勾勒出未來發展的方向。

2008年12月31日 星期三

環境變遷與社會規範

環境變遷與社會規範

本中心未來四年將以「環境變遷與社會規範」為研究主題,原因是目前已經成形的的全球化趨勢使生存環境複雜度大增,人類面臨氣候脫序、資源枯竭、生態失衡、環境破壞等等生存危機。凡此種種,全球知識界論述、分析、示警、獻策等等努力固然不斷,在輿論、政策各方面也產生了一定的效果,但知識體制內部對相關問題的反省恐怕仍然不夠深刻,不夠全面。特別是知識典範本身作為社會規範的基石,是否曾經參與、助長生存危機的形成,在文明發展面臨環境劇烈變動的情境下是否或如何調整本身的操作架構,重新建立符合人類需求的規範性倫理,在論述上都仍然是眾說紛紜,有待探討的問題。(Kuhn 的知識典範說強調科學典範建構科學的能力,忽略的正是典範的規範性以及因此而產生的倫理性)。本計畫認為這類問題除了與人類社會的存續有關,其實也牽涉到知識、學術的存在條件與基本價值,所以希望以「環境變遷與社會規範」為主題,一方面發展一個較符合當前生環境的倫理論述,一方面針對具體議題來呈現新倫理論述的必要性與研究效力。

環境變遷的問題如果要從知識典範的層次來討論,基本上離不開德國學者Ulrich Beck 所謂的「風險社會」。以風險分配而非財富分配為生存的主要問題,表示這樣的社會已經不遵循正向力直接互動的「對治」型倫理規範,而是以負向力(規避風險,消除不可測因素、重視虛擬推論)為主,要求的是「卸力」型倫理。「對治」與「卸力」都是以生存主體(可能發力者)的觀點為中心來架構主體內部與外部(環境)的關係。但「卸力」倫理不追求借用外在規範(norms) 來貫徹內部的生存要求,而是講求自力的節制與自、他之間的曲折緩衝,重視「規範所在」(the noarmative) 的真實性(無法由任何個別意志來掌握)。這個區分其實在自然、社會現象中就有許多實例(Manuel Delanda 稱之為「非線性歷史」)。即使「變遷」的觀念本身也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變遷含有時間的斷裂,其實與卸力層次的「變」已經有別:「變遷」如果不是長期累積形成的偏移,就是快速發生的巨變(disruption)。當然,「變」與「變遷」也不是全然互斥:就字面看,「變」總已經是變遷的一部份;如果變遷是人類尺度下產生的事實認知,「變」就是不因認知觀點,不因時間尺度而變,因此也更接近真實(the real) 的變遷所在(the disruptive)。

一般理論家談後現代喜歡強調社會現象或技術發展的加速,中文的「變遷」可以顯示,加速本身並不是問題(自古以來生存環境中的各個部份本來就以各種速度不斷在改變),真正必須處理的重點是速度的錯位、不連續、突然消失。同理,社會規範本來也不是一成不變,只是在變遷(不論是自然變遷還是社會變遷)過於劇烈時,舊規範的失效、新規範的風險(在人類的觀點下)都會成為問題。由對治的角度看,變與不變是相互抗衡的力量,以相加的方式表現為(單一)速度,由卸力的角度看,變遷所在是意志無法掌握的複數真實,各種力量以各自的速度變化(如《莊子》所言:「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相互之間形成承受、卸除、分歧、合一等各種關係,有相加也有相減。卸力的倫理建立在速度的維持上(如物種要求延續自己),但同時也因環境關係網路中的外力(包括各種社會規範)而隨時改變。這樣的倫理要求變遷微量化,而且微量化的重點不是在以漸變取代突變(這只是特定物種時間尺度下的速度控制),而是在透過變化的過程來接近真實,完成其中的開放性,保留更多外力參與的可能。這時的變遷不是規範的對象、阻礙,而恰恰是規範所在。

本中心以「環境變遷與社會規範」為前二年研究主題,從而轉向對於「馴服生物」之省思與反饋,探討人如何控制動物育種、畜牧、農耕,甚至包含人類對於自身的馴服,例如:基因改造。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觀之,人類利用智慧控制使用自然資源(尤其是生物資源),包括改變或控制自己的生物本性,約束慾望本能、利用文化手段去改變,使人類與一般生物有所區隔,因此發展出語言、藝術、農業、宗教。在這樣的歷程中,到了21世紀,人類扮演天擇角色,過度使用自然資源,生態喪失平衡,過度培育某種物種,釀成災難,改變其他生物的基因,同時亦改變了人類的基因,未來我們將面對什麼樣的挑戰?馴服會付出什麼樣的代價?本中心將以農業史、生物史、科技社會之不同角度切入,進行反思與因應。

我們相信在目前知識界的各種理論論述中已經有許多資源可以幫助我們建立這樣卸力倫理,但是這些資源散佈在不同領域中,因為不同的議題、訴求而缺少聯繫。由「環境變遷與社會規範」的探究,進而深入「馴服生物」之思考,就是希望在卸力倫理的觀點下整合幾個領域的相關思考,提出一個可以長期開發,可以關連到各領域內部各種議題的研究框架。

跨領域整合型計畫:環境變遷與社會規範

摘要:
以本中心能整合的學術領域為重心,擬定三個整合型計畫,以兩年時間執行各子計畫的研究,透過不同領域間研究典範、研究材料的差異來擴大思考空間,希望能打破個別領域研究習慣不易改變造成的封閉性,在各自領域內產生新的觀點與動能,同時也能嘗試不同領域間研究框架的初步整合。至於初步整合之後如何進一步開展研究架構,擴大研究成果,則是下一階段的工作。

具體而言,第一階段研究的三個整合型計畫涉及中國文學、台灣文學與西洋文學、科技管理等三大領域,中國文學部份主題為「社會變遷與人文書寫:文化場域中的話語流動」,台灣文學及西洋文學部份主題為「技術與自然:台灣文學、電影裡的環境課題與社會規範」,科技管理部份主題則為「科技發展與社會環境變遷之研究-以數位與生物科技為發展中心」。這三個整合型計畫分別處理不同的倫理面向。「社會變遷與人文書寫」處理文化倫理(文化「流動」變遷力與典範凝滯力之間相互容納生成的「複雜與多元之美」),「技術與自然」處理主體倫理(封閉主體的內在性轉投向外,跨越自然、社會分類而容納多元),「科技發展與社會環境變遷之研究」則處理技術倫理(數位科技、生物科技等新興議題如何產生社會效應,產生新的倫理面向)。

這三種倫理面向在各方面均有相當高的差異性,但其背後含有人文與自然、變異與規範兩組二元變項的三種組合(文化流動、環境變遷及社會規範,但缺少應歸屬於自然科學的自然規律),架構相當完整。這樣接近「符號學方塊」(semiotic square) 的分布有利於共同研究框架的形成,但這個共同性建立在方塊的對稱分布上,不會取消各角的差異性而是因其差異而以不同的形式轉變出現。就操作模式來說,文化倫理的觀點停留在符號代理(「話語」)的高度,綜觀文化體制長期演變的軌跡,從描述的角度來建構變化中含有秩序的擬想,偏向透過歷史觀察來驗證理論架構。主體倫理與技術倫理的觀點則都含有技術面向,重實踐而不重描述。前者處理人類主體如何對待自然環境(包括如何對待作為自然一部份的自己),涉及的是文化技術、自我技術,偏向透過實踐層次的反省來尋求理論思考的創新;後者則處理社會如何規範技術(包括社會規範本身的倫理技術),涉及人與自然的介面,偏向透過技術本身規律性的檢討來參與變遷,改變技術現實。描述、創新、參與:這是本案第一階段研究要呈現的三種操作模式。三個整合型計畫當然都應兼顧這三種操作模式,但三者各有所偏,有利於形成跨領域觀點的多向性與互補性。

舉例來說,在卸力倫理的觀點下,規範與變遷並不是相反的力量而是相互生成轉化(變遷含有規範力,規範也參與變遷)。這樣的立場似乎過度重視流動嬉遊,接近Gilles Deleuze 的表現(expressionist) 存有論。但是力的卸除當然不能懸置實際問題,立即轉入觀念的虛擬,而是必須由極真實的存在形態出發(身體、物種、自然、科技、歷史),通過各種複雜的倫理過程來取得認知主體的位置。這樣的認知形態反而比較像精神分析透過虛擬觀察位置向外移轉(transference) 來突破主體本身封閉性的複雜過程。主體突破本身的封閉性,才能轉入全新的認知層次,由全新的角度來認識、處理實際問題。本案三個整合型計畫中,偏向描述的文化倫理研究最重視人為建構(「生存心態」),有利於直接掌握理論觀察下流動嬉遊的模擬顯現。偏向創新的主體倫理研究則深入探詢人的自我認知、觀察者位置的形成,有利於建立不斷懷疑,不斷提出新議題的研究自覺與能動性。而偏向參與的技術倫理研究最能掌握事實的現狀與可能變化,突顯情境的實在性與議題的迫切性,有利於研究目的的落實與理論推演的聚焦。在共同的研究框架下,這三個部份的差異性在虛擬與真實、遺忘與認識之間可以提供允許互相修正,互相牽引的參考點。

本案涉及的議題極多,為期兩年除了各子計畫各有其研究目標之外,將著重在上述跨領域研究框架的初步探索,為未來更進一步的發展打下基礎.。全案的終極目標就是要透過跨領域研究的多重支點,建立起較寬廣的研究視野,希望對闡明真實倫理的性質、意義與重要性能有具體貢獻。